出错，是每个作家所不能免的。
一般作家出，自是不在话下，大作家出错的可能性要少些。但不等于绝对不会出。于是，被人挑错，也是许多作家总会碰上的事情。
挑错，是件好事，清·俞樾《春在堂随笔》里，有一句，说的是真话：“著书之家，千虑一失，往往有之。”何况，能做到下笔千虑者，又有几许，说不定连百虑还不足呢！于是，疏漏错讹，硬伤笑话，文法不通，一知半解，就成为小报上的嘲笑话题。有一句民间谚语，“常在河边站，哪能不湿鞋”，天天在弄刀弄枪的武士，难保不失手。因此，有比自己更明白的人，给指点出来，便是一件“善莫大焉”的好事了。
当然，每到此时，就会产生出好像在公共汽车上，被当场逮住的小偷的那一种尴尬，我就有过这样的体验。羞耻之心，人皆有之，这是肯定的，但无心的过错，和一定要把手伸到别人口袋里窃取财物者，究竟不同。我以为，挑错者也好，旁观者也好，似乎用不着悻悻然，用不着幸灾乐祸，更用不着大张挞伐。一个写了一百万字，或数百万字的作家，要比写了十万字，或数十万字的作家，出错的机率要大十倍，在逻辑上是可以这样推断的。倘若是一个根本不写什么作品，或压根儿就写不出什么作品的作家，他出错的机率等于零，从理论上讲，也是应该如此的。如果因为写得少而错少，就一定比写得多而错多，要高明，那就有欠公平了。
我就有幸领教过，那些自以为东方不败，拥有永远的说嘴权利，而哇啦哇啦，口吐白沫的先生们。
善意的挑错，自是应该虚心接受。宋·魏庆之在《诗人玉屑》里举过一则例子：“郑谷在袁州，齐已携诗诣之。有《早梅》诗云：‘前村深雪里，昨夜数枝开。’谷日：‘数枝，未早也。不若一枝。’齐已不觉下拜。自是士林以谷为‘一字师’。”但也有如鲁迅先生在《从“别字”说开去》的文章中指出的那种并不十分善意的挑错者。他说：“在考卷里发见几个错字，‘大可不必’飘飘然生优越之感，好像得了什么宝贝一样。”
当然，对被挑错的人而言，善意也罢，非善意也罢，知错改错，然后再不犯同类错误是第一位的。不过，像晋末那位野心家桓玄，着意追求“飘飘然”的“优越之感”，就令人不敢恭维了。史书称他：“玄性苛细，好自矜伐。主者奏事，或片辞之谬，必加纠摘，以示聪明。”大概这类挑别人小毛病而自炫，还要大做文章的人，我想是不会绝种的。
后来，人们渐渐地变得圆通起来，作家也不例外，碰上这类事情，除少数按捺不住，急赤白赖地跳起来，气急败坏地要讨个说法，或形之于文，或诉之于法，必定要较量出个长长短短者；或从商业角度出发，为了几文版税，高企印数，故意伸出脑袋，作小丑状，招骂讨骂，骂得越多，书卖得越好，荷包也跟着越鼓者外。我发现，如今的大多数作家，通常持低调的态度：挑对了的，脸红一下，尴尬一阵，以后尽心就是；挑得不对的，眉头一皱，脑袋一晃，基本不作回应；挑得还有可商榷之处的，撇嘴一笑，付之一嗤，也就不当一回事地拉倒作罢。挑错者碰上这类作家，无论是存心出其洋相者，还是好心帮助其改正错误者，都会落一个乘兴而来，扫兴而去的结果。
这样倒也清净，省得小报记者忙得脚打后脑勺。
其实，作家的出错，也不能一概而论。宋·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载：“苏子瞻自在场屋，笔力豪骋，不能屈折。于作赋省试时，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，初未之识。梅圣俞作考官，得其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以为似《盂子》。然中引‘皋陶曰杀之三，尧曰宥之三’事，不见所据，亟以示文忠。大喜，往取其赋，则已为他考官所落矣，即擢第二。及放榜，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，遂以问之，子瞻徐曰：‘想当然耳，何必要有出处？’圣俞大骇。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。”
对这有意的错，宋·赵令田寺《侯鲭录》里也讲到了：“东坡先生召试‘直言极谏科’时，答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有云：‘皋陶曰杀之三，尧曰宥之三’，诸主文皆不知其出处。及入谢日，引过，谐两制模次，欧公问其出处，东坡笑曰：‘想当然尔！’诸公大笑。”这两则笔记，大同小异，但所以一齐抄录出来，因为我很在意后则中“诸公大笑”四个字。这是一个很动情的场面，那些应该说是苏东坡的前辈，北宋文坛璀灿群星中，最闪光的几位，能够如此豁达大度，对待这一信笔由之的过失，大家在温和的笑声中，掀过这一页。让人看到这里，真有如沐春风的温煦之感。
因为中国的文人，是很容易刻薄，而不大容易习惯宽容的。还以苏东坡为例，宋·朱熹在《朱子语类》里，就很无聊地挑过他的错，而且连欧阳修也捎带上了。“人老气衰，文亦衰。欧阳公作古文，力变旧习。老来照管不到，为某诗序，又四六对偶，依旧五代人文习。东坡晚年，文虽健，不衰，然亦疏鲁。如《南安军学记》，海外归作，而有‘弟子扬觯，序黜者三’之语。‘序黜’是人姓名，其疏如此。”
大师们的这点笔下瑕疵，值得如此郑重其事嘛？也许欧阳修老来兴起，偏要四六骈文一番，又如何？为什么非要把自己绑在一棵树上吊死？即使过去提倡过，现在反其道而行之，文无定法，又有何不可？而且苏东坡一生写了那么多文字，用显微镜找出来的这点疏失，能影响他整体的成就吗？朱熹在他的理学范畴里，或许是位大师，但在文学领域里，他就未必是大师了。在文学史上有过这样的阶段，往往大师缺席的时候，一些次大师便走向台前；而次大师的身上，那种胎里带的中国文人的刻薄，不宽容，就不免要显现出来。
记得苏东坡刚在开封都城崭露头角的时候，欧阳修给梅圣俞写信：“取读轼书，不觉汗出，快哉快哉！老夫当避路，放他一头地也。”他罔顾这个后生那有意或无意的错失，根本不去过问，一笑了之，而是一心一意想给他营造出一个适宜成长的环境，这也许就是大师对大师的惺惺相惜了。
凑巧，最近恰逢巴尔扎克诞辰200周年，我读了安·莫洛亚《巴尔扎克传》，在这本书中，他引用了《居斯塔夫·福楼拜通信集》第3卷第31－32页的一段话，很有意思。
福楼拜说：大师们“根本无须讲究文笔，他们这些了不起的人不在乎有语病，正因为有这些语病才更说明他们了不起。而我们这些小人物只有拿出十全十美的作品才能站住脚……在此我不揣冒昧提出一个我在任何场合都不敢说出口的见解，即大作家往往文笔不佳，这对他们再好也没有了。不应该从他们那里去找形式美，而应该到二流作家（如奥拉斯，拉布吕耶尔）那里去找。”
我不知别人对福楼拜这个“不敢说出口的见解”作如何想？不过，若是太中规中矩了，像教科书般一字一板地写作，努力不出一点错地兢兢业业，如履薄冰，我担心，那文学的鲜活生命力，会不会在思虑和担心中，受到一些影响？
要想不出错，最佳之计，就是搁笔；而若想写下去，就不要怕出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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